亚马逊还有什么不做的，摩根史丹利88页报告给你最全概述丨雷报第48期

这一提法，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，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，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。

吴英有意误导广大储户，让他们以为其高息回报来自经营利润，而实际则是来自新增的借款，这就是判断庞氏骗局的关键。我去年曾以合理集资与庞氏骗局为题，解释了对吴英集资诈骗案的三个观点：（1）反对极刑。

问题是，无论要维持吴英那种异常高企的利率，还是要维持麦道夫那种异常稳定的盈利，在真实世界里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，而一种常见的窍门，就是向债权人隐瞒其靠新增债务来还款的真相。根据法庭证实，吴英犯有大量欺骗行为，包括虚构投资、虚构资金周转、虚构盈利、虚构合作、伪造商业协议、伪造4900万元工商银行(601398,股吧)汇票、私刻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等等。可见从最新的立法原意来看，此罪仍是特殊和严重的。我认为最高法的裁定不仅合理，存留了生命，而且对公众的理性讨论，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学者们认为，融资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，这种权利不受法律保护，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

显然，哪怕在金融制度相当稳健的英美国家，这种古老的骗术仍然非常活跃和成功。但根据法庭采信的证据，其中4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，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，涉及浙江省东阳、义乌、奉化、丽水、杭州等地，都是普通群众。功夫在诗外，对此，读者可以详细阅读本书。

因为只有危机才能凝聚人心，才能增强国家的向心力。其实这才是美国的常态。危机意识，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了。同时，通过本书我也试图理清一条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来，供大家评判。

在2010年初出版的《郎咸平说：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》中，我就告诫大家美国要对我们发动汇率大战、成本大战和贸易大战，多少人觉得我是痴人说梦，多少人说我是杞人忧天。我在此再强调一遍，我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。

当时，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明天的产能过剩解决今天的产能过剩，否则等我们花光了财政积蓄，经济肯定又要二次探底。我经过研究发现，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，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，是无法解决的，我们还应该寻找其他办法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，感谢两位专家与我们分享宝贵的思想，请大家继续关注中国改革论坛网专家访谈节目。常修泽：按照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谈话的重要观点，他说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、成熟的、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特别是定型这两个字值得琢磨。

不该进的地方则是昂首阔步，大规模推进。所以，我觉得战略上要推进城市化，不能搞大规模的农村建设，那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。而政府的收入比重扩大，很重要是与这些年政府三公消费规模过大，总量过大有关。我觉得从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，本身的内在属性来说，它应该是以机会平等、地位平等、交易规则平等作为根本的。

三是线上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也应改革。即便交易规则平等，等价交换，也会导致分配结果不平等。

另外一个，也与政府改革有关系，刚才说老百姓对收入分配有很大的意见，除了周教授讲的地区之间、城乡之间、行业之间、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以外，我要指的是，在人群间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普通百姓与政府官员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。主持人：您刚才提到，国有经济是扩大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对这块的改革有什么建议？周天勇：第一，国有企业要有一些竞争性的领域，该退的就退，竞争性领域还是要放给非国有经济，第二，国有经济主要是国家的，需要非公有经济干，或者是干不了的，比如说，重大的科技突破，非公有经济投10年不见产出这玩意就不能干了。

昨天，我在中越改革论坛上讲，中国也好，越南也好，社会矛盾集中在哪？我回答有三条，第一，普遍的社会腐败，而且很严重，中国越南等都存在。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，促进国有资本更多的进入到公益性、安全性、战略性的领域。从目标来讲，改革从体制上讲就是建设市场经济国家，从大的制度上讲就是建设一个现代民主与法制国家。主持人：常教授，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怎么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？常修泽：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算过一段时间政府增长8，企业增长4，居民增长2，我发现这三个数以后，排了三个台阶，高台阶是8，中台阶是4，低台阶是2。从哪里入手？就是从削弱三公消费的角度入手，倒逼政府所得的比重下降。

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利益固化的问题。经过33年的中国改革，在克服这个传统思想方面有了很大进步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，我认为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是存在的，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，可谓根深蒂固。

常修泽：从理论上说，这是全民的资产。第二点不足是，煤企业的人工成本不到位，本来给矿工开支应是比较合适的，但是压低了矿工的收入。

下面我们先看迟院长昨天的发言视频。有进有退，你进的是利润丰厚的行业，而利润很少的保障房国有资本不涉足。

以后得打破这些利益格局，必须得从人事、人情关系搞法制，必须到了有规矩的时候。但是我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认识没有达到宪法的水平，比如说，关于人权，宪法明确规定，尊重并保障人权，但是，一提人权还有人有疑虑。前不久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行合作搞一个2030年战略报告，其中在社会引起争议的是国企的改革。怎么样处理社会关系？怎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？怎么样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

但是这里面有个比重的问题。未来国家改革的前景，我在第三波转型论中已经提出，我建议按照五环式改革的思路，参照这20字构思推进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领域更加宽阔，我们的视野有一个更宏观的关照，按这个路走，我觉得改革会有新的进展，改革会走向一个新的境界，也会打出一片新的天地。

昨天大家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，讨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都如此艰难?这里面挖掘下去会发现，在垄断行业里面受到已经占据位置的有关力量的牵制。但是，另一方面政府该干的事，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、对市场的监督，这些东西存在着很严重的缺位。

常修泽：讲到公平的市场经济，我曾研究过市场经济本身的属性，它本身的内在的逻辑。所以，我觉得要进入现代的政府，现代国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第二，工资成本是第三方监督的，工资水平是规定的。主持人：改革也不是没作用的。第三，公民权利也缺乏应有的保障。减少的份额哪里去了？一块是周教授刚才说的到了企业这块，其中垄断性行业的占比增加了。

比如说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：当初改革的时候，这个矛盾并不突出，这是改革当中出现的新问题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原定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。

要自己革自己命，自己砍自己的手，这就看你自己是否有这种魄力和决心。现实生活有这样的案例，从2008、2009年这一两年来看，当时中央企业100家左右，具体数，因为在不断的变化中。

这是我前几年公开提出的理论观点。有很多研究报告，说是灰色收入等，政府改革应该从这个地方切入，因势利导。